吉玲的穿着打扮与花楼街的女孩子格调相反。她以素雅为主。不烫发，不画眼影，最多只稍稍描眉和涂一肉色口红。常是浅色衬衣深色长裙，俨然一个恬静美丽的女大学生。
    她在社会上交朋结友不久，便找到工作，在一家酒类批发公司当开票员，几个月后又换到一个群众团体机关办公室当打字员。打字工作很辛苦，半年后一个朋友的叔叔把她安排到市中心的一家较大的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文明、干净、到处是知识，又是国家事业单位，这种位置来之不易，吉玲满意了。她全靠自己，声色不动地调换了几次工作，既没花什么实质性的代价，又没有闹出什么风言风语，她深感自豪。她的父母也深感骄傲。花楼街的邻居街坊自然地为之骄傲。
    “你看吉家的么女儿，我们花楼街的嘛。”他们说。
    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吉玲的身价。
    工作有了，下一步就轮到找对象。
    吉玲的四个姐姐在这事上都是自己蹦哒过一阵子，其中两个姐姐还未婚先孕，但终归哭呀闹呀的没成功，最后还是由介绍人牵线搭桥完的事。四个姐夫第一个是皮鞋店售货员，第二个是酱油厂工人，第三个是铁路上搬道岔的，第四个是老亏本也不知做什么生意的个体户，腰里总是别一把弹簧刀惶惶如丧家之犬。对这群人，吉玲眼角都不斜他们。眼看母亲、姐姐又在为自己蠢蠢欲动，吉玲说：“我的事不用你们管。我自己解决。”
    “她们四个都放过这种屁。”母亲说。
    “我不是她们。”
    “那就走着瞧吧。”母亲把扑克洗得哗哗脆响。“我的儿，不是做娘的没教导你。你可是花楼街的女孩子。蛤蟆再俏，跳不到五尺高。是我害了你们，我受骗了，揭了红头盖，才看清嫁到了花楼街。”
    父亲眉头一扬，抿了一小口茶。
    “好好。那我倒要与你理论一番了。你说是上当受骗，那媒人——”
    吉玲喝道：“又来了！不斗嘴没人把你们当哑巴的。”
    四姐正在家里，说：“哟，这婊子养的家里又出了个管事的小妈了？”
    母亲说：“四丫头，我告诉你：你妈我没当过婊子！”
    就是这种家庭！这种德性！
    吉玲说什么也要冲出去。她的家将是一个具有现代文明，像外国影片中的那种漂亮整洁的家。她要坚定不移地努力奋斗。
    在淘汰了六个男孩之后，吉玲基本选中了郭进。
    郭进的父亲是市委机关的一个正处级干部，母亲是医生，老家是浙江，南方男人皮肤白，会烧菜，没有大男子主义。郭进本人是市歌舞团电声乐队的，国家正式职工，缺点就是个子矮了一些。才一米六十三公分，和吉玲一般高。但吉玲绝大多数时候穿高跟鞋，他便在多数时候比吉玲矮小。吉玲一想到如果与郭进确定关系，就必须一辈子穿平底鞋就感到是一种终生遗憾。
    机遇就是这么有趣，总在不知不觉但又是关键的时刻降临。就在吉玲让郭进等三天后正式答复的最后一天里，吉玲被庄建非撞了一下。在武汉大学的樱花树下，她的小包给撞掉了，里面的一本弗洛依德的少女杜拉的故事跌在地上。同时跌在书上的还有手帕包的樱花花瓣，零钱和一管“香海”香水。“香海”摔破了，香气索绕着吉玲和庄建非久久不散。
    吉玲像许多天生敏感的姑娘一样，有一种尽管还不知道那就是机遇但却能够把握住它的本能。庄建非替她捡书和手帕的时候，吉玲单凭他的那双手就肯定了自己这辈子所能找到的最佳人选即是此人。吉玲一向注意观察别人的手。通过对她家里人、对同学朋友、对顾客和对集市贸易买卖人的手的观察，她得出结论：家庭富有，养尊处优的人，手白而胖，爱翘小指头；出身知识分于家庭且本人又是知识分子的人，手指修长，手型很美；其他各色人等的手粗傻短壮，无奇不有。庄建非的手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手。后来事实证明她猜对了。
    那个叫郭进的男孩子难过地流下了一滴眼泪，他满以为吉玲的答复会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