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飞说道：“别卖关子了好不好？”
    清心子便又开始讲述起来。
    这要从一本出土的名为《竹书纪年》的书讲起了。这是夏冬占国时期，委鬼国史官所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因为深埋地底，因而躲过了初皇帝焚书坑儒，本朝被盗墓者所发现。其中部分史料与其它史籍记载相同，比如前面讲的周天子三次伐楚的相关记载。而又有一部分，与宫廷正史所录截然不同，禅让之事便是其中之一。
    在《史记》中，尧帝因为品质高尚，被大家推举为首领。因为儿子丹朱品行不端，不适合继承王位。之后便传位给以孝道闻名的女婿舜。舜年老后，便将位置传给了治水有功的禹。是为禅让制，公天下也。
    但是《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却与之完全相反。“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按照这种的说法，尧帝并非要将部落交给舜，而是要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舜发动政变成功，将尧囚禁致死，而他的儿子丹朱也被流放。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之后舜传位给禹，也不是主动禅让，而是被权臣禹放逐远方而死。
    而在同一时期里的《韩非子》对于尧舜禹的禅让，同样持否定的态度。《韩非子·说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由此可见，《竹书纪年》所载，并非孤证。
    仇飞略作思考之后说道：“《竹书纪年》这本书，我也有所耳闻。作为古籍，研究是挺有必要的，但不能以此论定，其记载就绝对准确无误。”
    清心子呵呵一笑，不置可否：“关于尧舜之间禅让之事，这里姑且不谈。就讲讲对舜传禹这事的一些看法吧。”
    仇飞不耐地说：“我就希望你说快点。”
    清心子开始提出他的质疑。这还是得从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洪水讲起，也就是大禹治水的始末。
    29. 还传位与之
    鲧犯了什么错误呢？也就是因为治水不力。这本来是个可轻可重的错误。往轻里说，是能力不够。从重来判，也最多算是一个渎职罪。尧判决鲧流放，本身就是“从重从快”了。
    再看看舜是怎么继位的？舜继位的主要功绩就是“流四罪”和“平四凶”。也就是说，便将原本已经被流放的鲧杀于羽山还不够，还将他列为四罪之一，背负千古骂名。
    与鲧同时并列四罪的，还有共工、三苗和驩兜。而这四个人，除了舜之外，其他几人都是当时尧最得力的几名臣子。几人成为四罪，也就是说尧身边都是小人。那是不是说，尧自身没有识人之能，而是个不辨忠奸的昏君呢？
    如果是这样，那么很明显，就吻合了《竹书纪年》里所记载的“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了。反过来说，如果尧是明君的话，那么是不是说，“四罪”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冤枉的。而整治他们的舜，这件事就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了。
    何况，治水这件事本身就疑点众多。鲧因治水不力被杀，而他的儿子继承并成功，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鲧是最好的水利专家，对治水方面经验丰富。即便他的治水方案有问题，那么在长达九年的的时间内，不换人而让他一直按照错误的方案执行，最高领导尧有没有责任呢？
    再者，既然否定了鲧的方案，那么就应该找到能提供合适方案的人选。正常来说，家传的绝活思路都是相同的。这种情况下，长期接受家传思路的禹，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至少，水神共工和儿子后土要合适得多。但为什么舜还是让鲧的儿子禹来继续治水呢？
    作为禹来讲，自己的父亲仅仅因为能力不行被杀，心里没有怨恨吗？如果禹完全没有想法，孝字何在？也就是说，大禹治水，多少都在孝这个字上有所欠缺。舜原本就是依靠“孝”的德行，被尧相中并将两个女儿嫁给他，从而崭露头角的。更是以二十四孝之首，流传千秋万世。
    以孝治国的舜，任用孝方面不那么完美的禹，后来还传位与之，这未免也有点说不过去了吧？再联想到舜最后的结果，就更令人起疑了。
    按照《史记》的说法：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尚书》的记载就比较模糊：陟方乃死。《淮南子》是这么说的：舜荐禹于天，使禹摄政。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殡以瓦棺，葬于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零陵。按照《竹书纪年》记载又不同：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
    不同的史书，记载的都不尽相同，这又为什么？
    所谓考证考证，有一点是前提，谓之孤证不立是也。不如先抛开各种记载的的异，先取其同，就应该是最接近于事实的了。
    在这些记载中，无论说的苍梧、九疑山、零陵、海州，舜死于南方蛮夷之地是无误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舜去人烟稀少瘴疠丛生的南方干什么？如果是巡视的话，苍梧一带都没什么人，也没有派驻地方州府。去一个路途遥远，既不是经济文化中心，又不是军事关防重地的意义是什么？
    按照某些说法，是去征讨三苗。这种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就算是要去征讨，苍梧远在千里之外，为何不派得力将领前往，而非得亲自征讨？即便是非要御驾亲征，跑那么远打仗，所带军队少不了吧？若算上后勤运输，必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为何史料中没半点用兵的记录？